一、贸易格局与技术变革相互交织
在工业1.0时代，18世纪后期蒸汽动力使得运输业发生了重大变革，使工业进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贸易主要是中低收入经济体国家向高收入经济体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以换取制成品的交易模式。在工业2.0时代，随着电力的广泛应用，商品出口结构转向了更多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工业3.0时代，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创造了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新一轮浪潮，全球价值链（GVCs）的扩散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了快速工业化的机会。在工业4.0时代，科技发展让全球贸易模式发生改变，即时在线、云储存等模式，让服务更具交易性；物联网，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和3D打印正在改变地理位置对生产具有吸引力的标准，必将对贸易模式产生深刻影响。
二、贸易增长缓慢，连续6年维持低位
全球贸易增长放缓不容置疑。WTO近几年关于全球贸易统计数据表明，全球贸易总量增长连续六年维持在3%以下的低位。2015年世界贸易总量缓慢增长2.7%，与世界GDP增速（2.4%）基本一致。2016年，全球的贸易量同比增长1.3%，创下了2009年以来的最低；WTO计算的全球实际经济增长率为2.3%，贸易增长率时隔15年低于经济增长率。2017年，WTO预计全球贸易量将增长2.4%，仍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前年均5%以上的增长率。
三、贸易保护主义兴起，贸易保护形势异常严峻
目前，数字经济和创新密集型产业成为贸易保护措施的重点领域。全球多边贸易体系陷入低谷，贸易争端的不确定性继续放大。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公信力和效率正在面临考验。而同期，主要贸易伙伴间的双边贸易谈判正在加强，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已批准，日本和欧盟之间的类似贸易协议正在谈判中。此外，美国还表示倾向于达成双边协定，特别是在美国退出TPP后，有可能与TPP其他国家（如日本、马来西亚、越南和新西兰）签订双边贸易协定。
2018年中美贸易形势将异常复杂。美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首次将中国与俄罗斯并列，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且同为“修正主义国家”。此外，美国在其2018年国情咨文中还将贸易问题上升至国家安全高度。可以预见，美国已把中国置于解决其贸易和产业发展问题的“耙心”位置。美国已普遍对进口光伏电池和家用大型洗衣机产品分别征税30%和50%，今后还可能更多地选择主动发起调查的方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出口美国的产品展开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针对“中国制造2025”，美国或就中国的大量补贴及科技立法对中国科技企业实行“科技专政”。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一方面不断否决、搁置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投资收购案件审批，另一方面加快修改本国规则和标准，以阻止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快速发展。美国“H.R.4747，保卫美国通讯法案”，禁止政府采购或使用华为、大唐及中兴等中国公司的电信设备或服务，禁止把他们的设备和服务作为美国电信设施的核心技术组成部分。此外，过剩产能国际合作趋势加强施压中国重点产业，2017年12月12日，美国、欧盟和日本联合声明，将增强协作，以消除其他国家产能过剩等问题带来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我国的钢铁、铝等成为施压的重点领域。
2017年11月，WTO联合经合组织（OECD）和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发布的G20成员贸易投资措施监控报告已发出警示：面对全球经济的持续不确定性，G20集团应重申其对开放和互利贸易的承诺，发挥领导作用，继续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
四、2018年全球地缘政治更加动荡
全球咨询机构化险咨询（Control Risks）、欧洲和非洲事务主管艾伦（Nick Allen）指出，2018年将是全球地缘政治上更加动荡的一年。贝莱德全球首席投资策略师Richard Turnill指出，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正在上升，目前已经处于2015年3月以来最高水平。花旗集团指出，在每个大陆，在经济不稳定和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似乎都会出现重大的政治不安和地缘政治风险。美国宣布北朝鲜领导人是恐怖主义的“赞助者”，默克尔似乎失去了在德国的政治支配地位，欧盟和海湾国家加剧了对伊朗的恐惧。《从2017看2018：世界经济需警惕五大风险》指出，朝核问题始终是风险点，中东地区也暗潮涌动。特朗普亚洲之行多次提及“印太”，美国的“印太战略”将整合西太平洋至印度洋以西的海上通道，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积极与美国联手，给亚洲的和平稳定环境造成压力。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Stephen Roach指出，在朝核问题、中美贸易摩擦、资产泡沫破裂的风险不断上升之际，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仍面临巨变，前景远未确定。斯坦福大学教授Michael J. Boskin指出，2017年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能否在2018年延续下去，将取决于美国和全球的货币、财政、贸易和相关政策。与朝核问题和中美贸易摩擦相比，未来一年最显著的风险是欧洲经济好转局面出现停滞以及中东产油区再次爆发紧张局势。IMF发布的报告指出，目前，许多欧洲国家的生产力增长缓慢，2008年金融危机中遗留下来的不良贷款依然存在，而且人口结构老龄化、不断蔓延的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以及出口下滑等因素都会阻碍经济增长。
五、全球贸易政策法规将进行更加频繁调整，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来自NAFTA
法国提出2018年贸易新构想理念。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表示，法国希望与中国和俄罗斯增进贸易往来，以降低与美国及英国贸易关系日趋不确定对法国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欧盟已通过立法加强贸易监管。欧盟发布“商品法规一揽子草案”增加“产品合规责任人”；“欧盟贸易救济新法案”引入“严重扭曲”概念和标准，这两个法案均提高了市场准入壁垒。
美国确定“美国优先”战略后，特朗普总统威胁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对WTO的规则横加指责。在特朗普总统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显示：“美国当前的政策核心是保护美国国土安全，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消除贸易不平衡……将国际金融与贸易机构的建立与改革列为优先行动。”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谈判如果破裂对全球贸易的冲击不容乐观。花旗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学家Dana Peterson指出，NAFTA的关键时间可能是2018年4月，届时美国必须重新制定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贸易规则。Exante Data首席执行官指出，NAFTA是目前全球贸易领域最大的风险。如果特朗普政府退出这一协定，可能会伤害美元，会引发墨西哥比索下跌5%～10%，加元也会下跌，美元兑欧元及日元的汇率会出现下跌。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指出，重新开启的NAFTA谈判，失败的风险正在增加，加拿大已表示愿意考虑一项双边协议。墨西哥2018年将进入全国选举，或使风险加剧。加拿大研究机构C.D.Howe指出，如北美自贸区谈判破裂，将直接导致美加墨三国共22万人失业，三国贸易总额将下降1200亿美元，三国GDP平均下降0.225%。其中，加拿大或因此失去2.5万～5万个就业岗位，而墨西哥赖以生存的制造业或受到重创。蒙特利尔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波特指出，如果NAFTA谈判破裂，美加墨三国间的贸易将实施WTO制定的关税，届时美国汽车业和纺织业将首当其冲受到打击。若美加墨贸易谈判无法达成一致，未来5年美国GDP将净下降0.2个百分点，加拿大GDP将下降1个百分点。
六、中间品贸易萎缩，将对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
中间产品贸易是在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及生产国际化的产物，对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重大影响。《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2017年度报告》指出，随着中间品贸易的萎缩，将对亚洲经济体的生产一体化模式产生较大冲击。2015年，东亚进口下降最剧烈的正是中间品的进口。主要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中国、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中间品进口的平均下降幅度均超过20%，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日本，下降了30%，韩国中间品进口下降了20.3%，中国下降了19.5%。
七、未来贸易框架的机遇在哪里？
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化彰显了贸易改革议程需要作出调整的迫切性。新技术发展带来了新的贸易模式，在遵从贸易合作基本原则下亟待制订新的贸易规则，以适应和促进新技术的发展。寻求未来全球贸易框架的机遇将成为一个长期讨论的话题。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2017年11月发布《特朗普总统治下的贸易政策——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报告分析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贸易政策及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并提出未来全球贸易框架的机遇包括：在贸易参与度上寻求替代方法，关注公众的合理关切，为受贸易影响的产业提供新的援助策略，NAFTA现代化以及达成新的贸易协定等。
世界银行对未来制造业导向型发展的政策建议中提出：各国需要定位自己，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制造业振兴机会，加强竞争力（Competitiveness）、能力（Capabilities）和连通性（Connectedness）（3Cs）的改革议程，其中连通性的改革将对未来贸易议程产生深刻影响。连通性的改革重点包括：（1）基本贸易合作原则和新技术。市场准入限制，连通性议程和监管合作对于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型贸易（如电子商务）而言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与此同时，由于制造业的服务化，服务贸易改革议程将变得更加紧迫。（2）制订跨境数据流新规则。（3）确定更广泛的贸易议程：区域贸易协定。
全球贸易体系的重大变革已经开始，并将持续下去。目前美国贸易政策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美国的贸易政策处在历史最重要的关头，贸易仍是美国2018年中期选举以及2020年总统大选的核心议题。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对贸易问题所作的承诺是否兑现届时将会引起其支持者和反对者高度关注。因此，如果能制定出新的贸易政策框架，无论是美国还是全球各国都会为增强全球贸易做出贡献。